如何用心吃？《Food, Animals, and the Environment》书评/ 重点整理
吃这个行为不单纯，它是各种价值观冲撞后的结果。
结合了前沿的环境科学现实依据，两位环境学教授用易读的语言阐述了与食物有关的应用伦理。一天会做三次的决定，且总离不开身份、社交和传统——个人的食品消费会造成什么影响？每年，人类宰杀数百亿的陆地动物和上兆的水栖动物；畜牧业所用土地占了全球三分之一——我们作为群体参与的决定，造成的影响又会是什么？这本书的优点是它不试图给出非黑即白的结论，而是采用不同视角和做决定的方式让读者自己去衡量。
在我们所有的消费行为中，食品消费可能是最重要，个体参与度最频繁的一环。同时，极端天气、全球性瘟疫、抗生素抗药性、生态多样性减少、去森林化、物种灭绝等等……都和吃这个动作有关。食品伦理学在当今尤为重要，因为我们的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不光影响了本地和当下存在的人，也影响到了其他地区和未来的人。借用 David Foster Wallace 的话：「毕竟，对自己的食物和它的整体环境有额外的认识和关注，难道不是区分一个真正的美食家的一部分吗？还是说美食家所有的额外关注和感性只应该和审美、味觉有关？」或许，把「美食家」换成「有足够经济能力选择吃什么的人」，这个反思依然有效。但是，个体做出的改变是不是徒劳的？这么消费会不会很累？对这些实际的问题，作者也给出了客观的论述和意见。
全书共十二章，其中三章介绍了西方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很适合初学者。接着的两章介绍了目前食品系统（工业化农业和工业化畜牧业）对人类、非人类以及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现实影响，也花了不小篇幅介绍了其他非工业化的食品生产方式：本地化、有机、不含动物的农业等等。从第八章开始到第十一章，作者将理论和现实结合，讨论了工业化和非工业化食品生产、食品消费，合法与非法粮食运动（food activism）的伦理。《Food, Animals, and the Environment》是一本教材，但其中一些章节完全可以单独来看。从商业伦理谈到公开援救，信息量非常多，在理论和实际之间做到了很好的平衡。
这本书会让对任何有条件用心吃，或打算用心吃的人受益匪浅——尽管这些人在如今的社会可能是极少数。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中国并不像许多发达国家那样已经进入了后物质主义时代，即个体对生活的追求不再限于物质上的满足，而更向往物质以外的价值。中国内地的食品企业，也不像西方的那样热衷于标榜自己的人道和环保，似乎食安才是他们的关注点（包括动物福利也往往以食安角度出发）。就如作者所说，「在一个将某种有害行为视为常态的社会环境中，即便是理性温和的行动也会被视为是不理性和激进的。」无论如何，我希望有更多人能接触到这本好书，尤其是在食物生产和消费领域有影响力的人。
以下的整理仅是我个人觉得最基本的部分，远远谈不上是精华（书中的思想实验和伦理推导是最有趣的；拥有不同知识储备的读者，也会在不同程度上收益）。希望这些笔记能找到这本书的潜在受众。
第二章：事实、价值，和自然
描述性概念（descriptive concepts）：与事实有关；规定性概念（prescriptive concepts） ：与价值有关。我们为食物做出的判断通常都包含了描述性和规定性的主张，两者很难分割。比如，一个人选择食用自由散养的动物既包含了描述性主张：一种动物养殖方式；也包含了规定性主张：支持这种养殖方式是好的。看似简单的食品消费态度牵涉到了各种价值观和事实。因此与其相关议题的讨论，没有一种解释是能做到真正中立的。
自然（naturalness）这个概念既是描述性也是规定性的。许多人，包括著名的美食作家 Michael Pollen，会发出类似「自然就是好的，我们应当跟随自然规律」的言论：食用动物是自然的，因而也是好的。转基因是不自然的，因而是坏的。但这种说法误把描述性视为了规定性，从 is 推导出了 ought （从「是」推导出了「应该」）。我们应不应该做某件事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做某件事。大自然中充满了杀戮和折磨，不代表杀戮和折磨就是应该的。
更何况不少学者认为当今的地球已演变为「人类世」（anthropocene）或「资本世」（capitalocene），也就是说人类或资本在各个方面参与了「自然」的重塑。我们食用的几乎一切植物和动物都经过了人类的驯化和基因改造，使得这些植物和动物再也无法适应不受人控制的野生环境。他们特殊的脆弱性和依赖性引起了人类特殊的道德义务：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怎样的存在，怎样对他们负责？
评估多重价值：吃一个汉堡的决定包含了一系列的价值和考量：文化、宗教、可及性（accessiblity）、审美偏好、动物伦理、环境伦理、劳动伦理（labor ethics）等等。有些人会因为动物伦理和环境伦理不吃汉堡；有些人会因为口味、文化而选择吃汉堡。这些价值的冲突和重合集中在了食物、动物、和环境的交叉点。它们是否有可比性取决于各自的背景和我们所接受的伦理理论。
比如，有些人认为，一起吃饭时，出于传统和尊重，接受主人提供的食物比避免工业化畜牧业生产出的动物制品更重要；有些人的态度完全相反——拒绝支持危害人类、动物，和环境的产业比接受主人提供的食物更重要。作者们认为，即便道德哲学家们在价值的可比性、谁拥有道德地位（moral status，对象可以是人类也可以是非人类）这些问题上无法达到理论上的共识，但却能在现实操作中达成不少共识。比如，即便你认为只有人类才有直接（本质性）的价值，其他一切都只有间接（工具性）的价值，你也有理由在乎动物和环境。因为人类的生存依赖于动物和环境。
认可价值的直接性或间接性，和对其认可的程度可以是不成正比的：一杯水可能只有间接价值，因为它本身不具备感知疼痛的能力；但对于一个脱水的登山者，这杯水具备了巨大的间接价值，直接关系到了他的生存。植物和生态环境的关系也是如此。另外，价值的衡量还取决于改变行为的费力性/需求度（demandingness）以及所实现的是真正的价值还是表面上的价值。尽管个人的食物选择所造成的影响是可以计量的，但作为群体，我们的食物选择对气候、环境、和动物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是非常长期、复杂，且难以衡量的。每个个体都参与到了造成了各种道德影响的集体行动中：如果每个人都参与了气候崩坏的促成，气候崩坏便会更为严重，也因而会影响到每个人。
第三章：道德理论
针对道德伦理中三种不同的基本理论：道德实在论（道德就像数学一样，有实在的答案）、道德反实在论（道德就像礼节一样，因信仰和社会而定）和神命论（上帝说对就是对），作者认为能找到至少三个共同立场：
1）我们都有自己遵循的价值观。尽管有时我们自己也不明白自己依照什么原则做了决定，但道德理论让这些原则更明晰了。
2）我们有衡量价值观的兴趣。也就是说我们会想知道哪种原则是对的或错的。
3）无论我们道德的基础是什么，我们都可以通过不同的衡量价值的方式来获益。
具体地说，比如，我们可以通过：1. 提出一个问题，2. 创造一个假设，3. 测试假设，4. 得出结论，这个科学过程来衡量某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当然，对于越复杂的命题，要提出的问题和假设就会更多更复杂。个人认知的局限也让结论不能轻易得出。每个年代的人都有认知局限，因此我们对道德的认知也会不断被纠正。
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人？四种主流道德框架有不同的关注点：
义务论者：关注点是我们的行为本身。我们对待彼此的准则应该基于「普遍法则」和「目的法则」。普遍法则问的是：如果大家都这么做会怎么样？目的法则指的是我们应该把他人作为目的本身而非达成目的的手段。
结果论者：关注点是我们行为的后果。书中主要讨论的是功利主义者：我们的道德责任是为了让全世界的所有人的功利最大化，直到时间结束（尽可能为世上最多的人带来最多的好处）。
德性论者：关注点是我们的品德。这种理论问的是：怎样的德性是一个好人具备的？我们应该发现并内化这些德性，使我们能好好地生活。
关怀理论和关系理论者：关注点是我们能和他人建立起的关怀和关系。这种理论问的是：我们如何与本地和全球的人建立起关怀和联系？
这些理论有不同的流派分支，有各自的不足和重合点，它们对价值之间是否能比较也有不同的答案。了解这些理论能帮助我们理解其中哪些能被广泛用于不同的情况。两位作者就是通过这四种理论去论述食品伦理的。
第四章：道德地位
既然我们的食物系统会影响，甚至危害到个体和群体（包括人类、非人类、物种，和生态），我们便需要思考我们对哪些个体和群体负有道德上的责任。书中提到了五种关于道德地位（moral status）的理论：其中三种针对个体具备的能力，两种针对相关性。
关注能力的有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认为只有具备理性的个体才具备道德地位），感知主义者（sentientist，认为凡是有感知的生物都具备道德地位）和生命中心主义者（biocentrist，认为只要是活着的生物都具备道德地位）。否认这些理论的是生态中心者（ecocentrist，认为物种和生态具有道德地位）和之前提到的德性、关怀理论和关系理论者（virtue, care, relational theorists）。与先前的道德框架一样，这些理论有可以反驳的地方和重合之处。无论我们选择其中哪种，也都需要考虑如何对待该理论不适用的个体或群体。
以龙虾为例——我们或许无法确定无脊椎动物是否有痛觉，但我们还是可以采用预防原则或者成本效益原则，推导出把龙虾活活煮死是否在道德上合理。做出这个决定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其他选项，这些选项的后果是什么，以及我们接受怎样的道德理论。
有些食品生产方式，在大多数理论中都可以被视为是有害的，比如工业化畜牧业。但对于例如散养式畜牧等其他生产方式，这些理论就很难达成共识。书中以感知主义/广泛的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例，证明有时前者对我们的要求更高，有时后者的要求更高。
以自由散养为例：假设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某个人在他的后院养了一些小狗，并在小狗长到三岁的时候切开他们的喉咙，将他们的鲜肉放在本地的集市上出售（假设这在当地是合法的）；另一种情形是某个人在他的后院养了一些小猪，并在小猪长到三岁的时候切开他们的喉咙，将他们的鲜肉放在本地的集市上出售（假设这在当地是合法的）。既然这两种行为在各自的文化中都被允许，那两者之间仅有的区别就是物种本身。假设我们采用感知主义/广泛理性主义和义务论，认为这两种动物都具有道德地位，可推导出养殖动物并将他们杀死作为食物是将他们作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因而这种行为是错的。相反，功利主义者则会考虑，针对第二种情形，在一个将猪视为食物，狗视为伴侣的文化中，屠宰猪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好处比坏处更多：这个人可以赚钱，他的顾客可以吃到他们想吃的，而猪得以活上几年。既然好处比坏处多，那农夫就应该这么做。
食品伦理中还牵涉到了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伦理责任。我们不再居住在部落里，因此以前的那一套「我打了你一拳因此我需要对你负责」已经不够用。气候崩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不仅会用个体行为伤害彼此，也会通过群体行为伤害彼此。如果再将距离和时间纳入考量，我们还需要考虑国际和代际道德（international and intergeneration morality）：我们是否需要帮助其他国家的人和未来的人？我们对本国和现在的人的责任是否超过对他国和未来的人的责任？目前大多数的食品是由大型跨国公司生产，因此在实际的伦理考量中，我们会发现这样的食物系统不仅影响了本地社群，也可能对外国的人和未来的人造成伤害。
第五章：农业与环境
农业生产方式会产生的环境影响：
包括开垦土地、使用除虫剂、除草剂、杀菌剂；改变碳、氮、和水循环；加入/移除土壤养分。动物生产（包括渔业带来的过度捕捞）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食品系统中的交通运输也会从土地、基建、污染和碳排放等方面影响到人类、非人类、以及生态环境。不同的农业造成不同程度的人为环境改变，所牵涉到的伦理问题也不尽相同。
目前，我们种植的粮食（以生物质为单位）中只有 62% 最终被转化为食物；其余的 35% 被用于喂养农业动物（间接成为食物），3% 被用于生物燃料和种子生产。 畜牧业所占用的土地，包括种植畜牧所需饲料的土地占据了全球土地的三分之一。被动物农业所用的陆地动物的数量达到近 700 亿只。
用食草类的畜牧动物做的食品被称为二阶食品，指能量进入人体需要转换两次。用三文鱼、金枪鱼做的食物是三阶食品，能量转化的过程是通过浮游植物（一阶食品）—磷虾（二阶食品）—三文鱼—人类。每一次转化都会丢失一部分能量。转化效率大致能显示某种食物的环境影响。比如，猪的饲料转化率为 3:1，也就是说如果农夫用黄豆喂养猪，计算生产每一磅的猪肉所带来的环境影响我们需要再加上生产三磅黄豆所带来的影响。生产一磅肉类通常需要 3-10 磅的粮食。
有计算显示，我们生产的粮食中， 67% 的净热量都被用于农业动物，我们从中只获得了 13% 的净热量。还有计算显示，生产出 1000 卡路里的肉鸡，需要消耗掉 4000 卡路里的石油。Michael Clark 和 David Tilman 的一项研究显示，食用反刍动物的肉对环境的影响可以达到植物性饮食的一百倍。
农业对人类的影响：
- 劳动力：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农业所使用的童工占全球童工数量的 70%，在许多国家是雇佣女性最多的产业。在农业中，畜牧业占据了 40% 的农业经济产物，生产的蛋白质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工业化农业和非工业化农业对劳动者的影响不尽相同，但往往都无法避免农药、高重复性动作带来的劳损，以及日光暴晒、长时间工作等危害。
- 人口：目前，人类将地球既作为资源体（source）又作为承受体（sink），我们过度地开采资源：石油、淡水、野生鱼类、树木；同时又向内倾倒各种排放物：污染物、农药、排泄物。预计 2050 年全球人口会达到 90 - 100 亿，2100 年达到 100 - 110 亿，以非胁迫的方式将人口降低并稳定下来是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的一个重要策略。
- 公正：目前，大多数以来农业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国家都遭遇缺水问题，怎样在消除贫困的同时不加剧水源的使用和生态破坏是粮食保障问题。怎样在食物生产过程中，不让不同种族、性别、健康状态的人受到伤害是粮食公正问题。怎样让本地社群能够自主控制食品生产，不受跨国公司/全球交易的压迫是粮食主权问题。关于农业和非农业食品系统带来的人权问题在之后的几章介绍。
- 公共健康：农业所产生的排放和污染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巨大。农业是水源污染的主要原因：畜牧排泄物、农药、化肥。这些污染在集约型的畜牧业和蔬果生产业尤为严重。滥用抗生素和杀虫剂（前者主要用于畜牧业，后者在各式工业化农业中广泛使用）都会带来潜在的巨大公共健康危机。
- 饥荒：目前我们生产的食物已超过全球人口所需。但由于各种结构性、社会性、政治性因素，低效的能量转化和高度的食物浪费，全球仍然有千万人处于食物匮乏的状态。未来，食物生产还将会遭到更多气候崩坏带来的影响。因此，将饮食转变为食用一阶食品/植物性饮食，同时减少供应、运输、存储过程中的问题，会是主要的解决方法。但是，改变饮食不仅会遇到文化上的冲突，也会带来经济上的问题。比如，在经济处于劣势的国家减少肉类增加小麦的摄入，可能会导致小麦价格增加。
第六章：工业化农业
这章主要介绍了工业农业，尤其是工业化动物农业带来的影响。
对动物的影响：
每年，人类宰杀大约 700 亿只陆地动物和上兆的水栖动物。在陆生动物中，鸡的数量占了约 500 亿。据计算，一个素食者每年能让大约 371 到 582 只动物免受死亡。
因为一系列经济、科学、和技术上的转变，工业化畜牧业，尤其是集约型的工业畜牧业面对许多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动物福利问题：高密度养殖的动物需要服用大量的补充剂、抗生素和激素；他们的身体也因提高产肉、产蛋效率而经过改造，并且经受一系列的伤害：在不打麻醉剂的情况下被割耳、纹身、切尾、断啄、阉割、人工受精和连续受孕（为了产奶）、与父母分别、活动受限、与大量排泄物同处等等。他们的寿命也大幅缩短。
尽管工业化畜牧业已经高度自动化，许多操作仍需人工进行。进行这些操作的工人长时间暴露在血液、组织中，需要面对挣扎的动物，进行长时间的高重复度工作。他们更容易感染疾病。除了长期的精神压力，他们的收入和工作保障也很低。
大多数被捕捞的水栖动物是工业化渔业的「副渔获物」（包括鲨鱼、海龟、海豚等等）。副渔获物的量根据工业化的规模占 10% 或不到。但是副渔获物的量在捕虾业中可以高达 97%，也就是说，消费者买的每一磅虾能导致 32 磅的其他水栖动物被捕获丢弃，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法继续存活。
工业化畜牧业和工业化渔业也产生交叉：我们会用陆地动物作为水产的饲料。鱼饲料的生产规模相当可观，是海洋生态的一大威胁。工业化渔业面临着许多与集约型畜牧业同样的问题：水污染、传染病、寄生虫、抗生素滥用等等。相比畜牧，养殖鱼类的历史非常短暂，因此渔业对食品生产也具有变革性的作用。
有充足的科学研究显示，鱼类，和所有脊椎动物一样，可以感到疼痛。鱼类被勾起、经受窒息、在活着的时候被剖开，都会承受巨大的痛苦。他们的生活环境往往极其恶劣。有些福利问题因工业化放大，但有些也因此减轻，比如工业化渔业会使用电击减少鱼死亡前的痛苦。
对环境的影响：
土地开垦：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带来的环境影响从本地扩张至全球。畜牧业所占用的土地，包括种植畜牧所需饲料的土地占据了全球土地的三分之一。在许多国家，大多数的粮食产出都被用于喂养畜牧。中国本国玉米产量中的 70% 被作为了饲料，巴西是 85%，美国是 40%。目前，畜牧业是人为用地最大的产业。这些土地中只有少量不能用于传统的粮食种植。
温室气体： 针对畜牧业所排放出的温室气体在总体排放中的所占比，不同的计算方式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区间在 14.5% - 51%（这里插播一个 2019 年发表的论文，得出的结论是 87%）。工业化农业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开垦土地和燃烧石油）、甲烷排放（主要来自工业化畜牧业）、一氧化二氮（合成化肥和动物粪便）。有些环境影响很难避免，而有些则可通过改变肥料释放速度和使用时间来改善。据计算，生产一片面包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中，有超过一半来自种植小麦所需的肥料。
氮循环：农业规模化支撑了人口膨胀。哈伯-博施法（合成氮肥工艺）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肥料的使用非常低效。氮循环是生物圈内基本的物质循环，目前，因为人为原因导致氮循环的输入双倍大于输出，增加了温室气体一氧化二氮、减少了土壤营养、增加了土壤河流的酸性、加速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增加了海水富营养化导致更多的「海洋死区」。生产化肥也消耗许多能量：近 5%的天然气被用于合成氮肥。
农药：和化肥一样，农药的使用也十分不精准，十分低效。由于单一种植的普及，大量的「害虫」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抗体，使农药失效。农药不单影响消费者，更威胁农夫和居住在农场附近的人和动物的健康。
对人类的影响：
劳动力：工业化农业减少了劳动力的使用，但增加了劳动的重复性。机械化种植可以增加效率，减少劳动损伤，但也增加了因为机械而导致的伤害。在美国，高强度的工作以及屠杀动物带来的心理压力让集约性的畜牧业成为制造业中最为危险的工种之一。渔业也是相当危险的工种。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往往缺乏法律上的保护，不少成为现代奴隶制的受害者。
公共健康：用于养殖动物的抗生素是用于人类的三到四倍，导致耐药性病菌「超级病毒」。将来，更多的在养殖鸡中用到的抗生素会逐渐对治疗人类无效。跨物种病毒，如流感、牛海绵状脑病（疯牛病）、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等，也是由集约型畜牧业带来的公共健康危机。每年有 25 亿人因跨物种病毒而得病，270 万人因此死亡。其中的大多数来自低收入国家，以及贫穷的牲畜饲养员。目前的食物生产方式（精加工）难以满足营养需求。即使在富裕的国家，因饮食习惯导致的肥胖、心血管和高血压疾病十分常见。
第七章：非工业化农业
非工业化农业包括了散养畜牧业、本地农业、有机农业、植物性农业等等。这章节详细介绍了各种非工业化农业对动物和环境的影响，内容较多，个人觉得也是拉开了最值得看的几个章节的序幕。
非工业化畜牧业（alternative animal agriculture）
动物：一些包括散养在内的畜牧业可以提供更好的动物福利，增加畜牧动物的基因多样性。但是，这些动物的身体仍需要为了符合产奶量或者产蛋量被人为改变，他们也仍然在青少年时期就被屠杀。此外，许多散养环境并不如宣传的那样规范，从而误导消费者使他们认为自己买到了更人道的产品。
环境：散养畜牧需要用到更多的土地资源。草饲牛比谷饲牛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因而对气候崩坏产生的影响也更大（就算增加了草原面积）。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轮牧制度能够长期地提供环境上的改善。不能作为食品生产的土地除了放牧之外也可以有其他用途，例如野生环境的保育。
人类：放牧为大约 2000 万人提供经济来源。放牧的动物为一小部分人提供了蛋白质和营养，比起种植粮食，他们更容易承受干旱或水灾，为收入提供更高的保障（但也更容易疾病而大批死亡）。这些动物也为人提供了劳动力，让不适应农业产出的地区的人们获得更多食物和收入保障。
本地产食物
只消费本地食物的人被称为「土食者」（locavore），这种饮食方式受地区和季节的限制，但常被认为是更环保更有社会责任的——能够支持本地的食物生产者使他们获得更高利润；离自己食物的距离更近因而对品质和新鲜度有更清楚的了解。与有机食物不同，本地食物缺乏管理，定义也十分悬殊。
动物：相比集约性的动物养殖，本地产、小规模的养殖减少了一部分动物福利问题（包括运输过程中的痛苦）。但这种饮食方式仍将动物作为商品对待，因而动物也受到类似的剥削。
环境：本地产食物的环境影响按不同的种植和养殖方式会有很大差别。例如，在寒冷的季节使用暖房种植西红柿会用到更多的肥料和能源。而城市/屋顶种植则可以减少土地开垦，本地养殖也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交通运输带来的温室气体和污染。但是这些环境上的优势并不是显著的，尤其是对于寒冷地带的社群。
人类：本地产的食物让农民和当地社群拥有更多的自主性，更有助于保留当地文化、手艺和传统。但也有负面影响：限制了社会和经济的流动性、农业从业人员的专业性。Peter Singer 和 Jim Mason 指出，（消费者的）选择不仅在近处的小农与远处的跨国企业中择其一，也是在近处的小农与远处的小农之间做选择。以工业化发达的国家为背景，「远处的小农」通过我们的消费获益更多，对他们的支持可能比环境代价更重要。
有机农业
动物：有机农业通常使用多元种植，使用的农药、抗生素较少；从较小的程度上提升了动物福利。但是，由于监管不力，动物的室外活动时间并不一定像宣传的那样，屠杀动物时也并没有单独的有机标准；这些动物和农作物体内仍会有合成农药残留。（这里作者没有提到的是有机农场动物的饲料仍然可以是非有机、转基因的。）
环境：产出等单位的粮食，有机农业相比传统农业使用的土地面积更大，净环境影响也有可能更大。如果我们将饮食调整为一阶食品，并减少食物浪费，有机农业能使得土地使用的净面积减少。多元种植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小，也有助于土壤保留养分。但总的来说，有机农业对环境的影响并不是在各方面都超过了传统的工业化农业。
人类：有机农业也会使用化肥、农药、抗生素，但使用量较小，因而对公众健康的危害相对较小。在减少饥荒方面，有机农业的优势被单位产出量拖累。如果富裕的国家减少食用动物制品，可以减少化肥和土地的使用；但在土地贫瘠，高人口低收入的国家，有机农业无法明显改善食物短缺，反而还会增用更多劳动人口。
不含动物的农业
不含动物的农业不是指完全不与任何动物接触的农业，而是指植物性的农业和包括植物性替代品、细胞农业（培植肉）的农业。
动物：植物性农业和培植肉显著减少了动物福利问题。尽管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对动物的伤害（尤其是一些植物的种植也需要大面积开垦土地），但伤害被尽可能减到最少。
环境：一些高度加工的食物，诸如植物肉植物奶，相比全植物性食物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但由于避免了甲烷的生成，减少了土地的使用，植物性农业显著减小了环境问题。据少量报告统计，培植肉的环境影响是动物农业的 10%。
人类：植物性农业会让公共健康威胁大大减少。但是，尽管与屠宰相关的伤害减少了，从业人员仍然会面临其他农业中常见的问题。此外，目前许多植物肉和培植肉难以有价格上的竞争优势，也有人担心将关注点放在技术性的解决方案会让我们忽视去探索其他植物性的选择，忽略了对价值观和整个社会系统做出改变。
第八章：食物生产的伦理
食品生产的伦理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如果某种产业给人类、非人类，和环境带来不必要的伤害，在该产业内工作是否有违道德？
工业化农业
企业高管：对于具有领导力的职位，如何衡量其道德性？作者从三方面来看高管是如何做决定的。
1. 经济视角：只要能将利润最大化，任何行为都是在道德上被允许的。
2. 合法视角：只要能在合法的前提下将利润最大化，任何行为都是在道德上被允许的。
3. 道德视角：即便合法，如果企业负责人的行为给人类、非人类，和环境带来不必要的伤害，都是有违道德的。
很多人可能认为视角 2 是最容易接受的。但作者提问：如果我们认为负责人的行为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为何止步于法律呢？毕竟，历史上许多极其违反道德的事情在当时都是合法的。
如果个人行为改变不了总体现状，这些伤害始终都会发生，那个人行为上的改变又有什么意义呢？功利主义者可能认为，企业高管从这行为中得到的好处（包括他的家庭和他的下属）超过了他个人行为带来的坏处，因此他的行为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义务论者可能认为，如果人人都这么做，并把他人视为达成目的的手段，那世界将会变得很糟糕。因此无论个人的行为是否能改变现状，这么做都是不道德的。德性、关怀和关系论者也会得出类似的结论：高管的行为不仅仅关系到他的家庭和下属，他同样也会需要对其他受影响的人和动物负责。
作者认为，无论我们接受哪种理论，是否同意个体力量能改变现状，我们都至少可以做一些积极的改变。比如 Chiptole 和 Whole Foods 就试图从食品产业内部来改变现状（但也遭受漂绿的质疑）。至于在食品产业中占有领导位置的个人是采取改革性（针对抗生素、激素等等的使用做出标准的调整）的还是激进性的改变（从本质上让畜牧业转型），作者会在第十章中介绍。
工业化农业的工人：这些工人改变工业化畜牧业的可能性比高管低，他们的就业选择机会也更少。所以即便他们直接参与了一个有害的产业，他们为此的出力相比之下更少。我们也可以将一些工人对待动物不必要的粗暴行为视为一个有害产业的副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人的行为根据理论是否符合道德，与我们是否该赞扬或惩罚他需要分开讨论。我们应该道德注意力集中在整个系统和在其中发挥最大作用，自由度最高的管理者身上。
非工业化农业
在论述本地、有机，和散养畜牧业的道德性前，作者先用客观论和主观论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了什么是健康（well-being）。在与不同的道德理论结合后，作者认为，这些非工业化农业与工业化农业有许多相似点，它们都将动物视为了工具，让他们经历不必要的伤害，并提早让他们经受死亡。如果消费者认为食用散养动物的肉是合理的，那无论其工作人员乐不乐意，该产业都间接帮助了工业化农业漂绿、humanewash（伪人道）。
和上文提到的论述一样，三种道德理论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散养，它们最终需要解释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将某个生命带到世界上，我们就对他负有特殊的责任，这种特殊的责任一般来说都是与囚禁、宰杀并提前结束这个生命相违背的。作者接着分别分析了捕猎、植物性农业，和植物肉/培植肉的伦理。根据这三种伦理，（当捕猎者有其他选项时）打猎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违道德的；植物性农业虽然也会造成对动物的伤害（间接伤害野生动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伤害是在道德上被允许的（因为没有其他选项）；植物肉/培植肉相比其他植物性粮食环境影响更大，并且有可能和传统的肉一样加固了「动物是商品」的消费心理，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培植肉所造成的伤害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尤其是当这项技术不再需要利用动物细胞时）。
第九章：食物消费的伦理
相比食品生产，食品消费的伦理获得的关注度更高：每个人都是消费者，只有少数是生产者；饮食与我们的社会关系、身份、传统息息相关。因此，改变饮食的呼声很多，阻力也很大。
为什么要有道德地消费？
作者用三种道德理论简述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有道德地消费。得出的结论是，当我们有其他更符合道德的选择时，我们有道德义务停止支持一个有害的产业。许多人一天会有几次参与不道德的消费。一些特殊情况在道德上是可以被允许的，比如一个人可以食用有害产业生产出的食物但不为其做贡献（「垃圾箱潜水」）。在得知自己参与的食品消费有违道德后，如何解决或减少它与传统习俗、社交关系的冲突？在不给出直接的答案的情况下，作者强调了三点：改革或替换有害的习俗总是好过保留这些习俗；某个文化的局内人往往比局外人更容易推动改变；参与改变的人越多元，越包容，越容易产生有意义的改变。
作者举了一些道德消费的例子，并论述了这些做法的劣势和优势。
自觉的杂食者（conscientious omnivorism）只食用自认为符合道德的食物，比如食用散养动物而不食用工业化畜牧业的动物产品。如上文所说，自觉杂食者可能并无法显著地推动和改变道德消费。
减食主义者（reducetarianism）减少肉蛋奶的食用，可能每周或月一次。从道德角度来说，我们是不会鼓励他人对有害的行为仅仅做减法的。比如，我们不会认为把欺负同学的次数从一天一次减少为一个月一次在道德上是值得推崇的。
鱼素者（pesceterianism）只食用水栖动物，不食用陆生动物。鱼素者认为只有陆生动物是有感知能力的，有些则认为他们吃到的鱼都是野生的。但如上文所说，有脊椎动物都是有感知能力的，而捕杀野生鱼类会比人工饲养的鱼对动物和环境的危害更大。
素食主义者（vegetarianism）只食用植物、奶制品和蛋类。许多素食主义者认为我们可以在不伤害动物的情况下获取蛋、奶等食物。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蛋鸡和奶牛仍然是工业化畜牧业中的一部分，他们会经受不必要的伤害。即便是散养，也无法避免这些伤害。
维根/严格素食主义（veganism）只食用植物，不食用任何动物和含动物的制品。作者在这段介绍里插播了许多维根内部的分歧，尽管这种饮食相比大多饮食方式更符合道德，但对个人的要求度，以及其改变产业的效果（徒劳性）通常需要视情况而定。
果实主义者（fruitarianism）不伤害或杀死任何活着的生物。有些果实主义者认为所有活着的生物都是不能伤害的，因此不会摘取果实或者挖取植物的根茎，因为那样也会伤害到其他生物。但这种饮食方式的要求度和徒劳性会比维根更高。
土食者 优先食用本地产的食物。土食者的动机是为了支持本地的社群；有些是为了减少健康和环境的影响。但如上文所说，这么做的效果取决于所处的地区和种植方式。
有机食物 优先食用有机食物。这类饮食方式的动机是对食物「自然度」的偏好，有些也是为了减少健康和环境危害。如上文所述，自然并非总是好的，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也视情况而定。
飞根/免费素食主义（freeganism）这类饮食方式不限制吃的东西，只要前提是不从社会或经济角度支持有害的食物系统。许多飞根是不会购买肉蛋奶的，但他们会通过垃圾潜水（dumpster diving）或者因交通致死动物获取这些食物。作者认为，这种饮食方式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么做是否会影响更需要这些食物的人类或非人类？食用动物是否继续加深了「动物是商品」的理念？
作者认为，这些更道德的饮食方式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个人也许会采用不同的策略，并将个人采用的和个人推广的饮食区分开来：一个人可以自己是维根，却宣传其他的饮食方式。但有些饮食方式看似容易施行（如自觉的杂食者、鱼素主义等），但在大体的道德标准上并不够格；有些饮食方式虽然符合大体的道德标准（如维根、果实主义和飞根），但可能显得很难施行。作者于是介绍了针对道德消费最常见的反对意见：
徒劳性和无知性
徒劳和无知性是指，受限于个体有限的知识，个人的行为可能并不足以对整个系统做出任何显著的改善。作者认为，从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能通过计算得知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导致更多类似的食物被生产出来，我们就可以从中做出衡量；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可以采用预防原则，谨慎行事（即不参与有害的产业）。从社会影响来看，道德消费有社会性的好处，能影响到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所以即便道德消费带来的直接经济影响较小，它带来的间接经济影响可以是很大的。因饮食所导致的社交冲突，是社会进步无法避免的一部分。从心理影响来看，作者认为，如果我们食用动物，便从心理上把他们视为了「可吃的、可供消费的」分类。道德消费有利于让我们更珍视自己与其他人和动物的联系。道德消费还有其他心理上的好处，它能让我们经常性地提醒自己认清现实，抵抗有害的系统，并对这个系统有更客观的认知。当然，道德消费带来的影响并非始终是正面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按照自身的情况，从经济、社会、心理的角度去全面地理解道德消费的影响力。
偏袒性和要求性
道德消费的主要反对声与其高要求性有关。作者从抵制有害食品系统的可能性，个人代价和政治代价两方面回应了这样的反对声。
即便是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也只有少数人能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承担道德消费。因此，道德消费常被认为是精英主义的。但作者认为，即便只有少数人有能力做到，不代表我们不能把道德消费理解为一种有启发性，视情况而定的消费方式。三种理论中，义务论可能认为道德消费是有上限的；功利主义认为没有上限；德性、关怀论则认为道德的上限取决于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认为，尽管道德消费会增加个人代价，不代表我们不应该尽可能少地减少伤害。此外，社会改变、缓解冲突，有时是需要个人做出牺牲的。
道德消费也有政治代价，人们可能将精力放在如何更道德地消费，误以为「消费是一种社会性行为」（consumption as social action），忽略了其他更根本、有影响力的行动。但作者认为，我们该问的不是消费者运动（consumer activism）是否有效或者适得其反，而是意识到它有好处也有风险，并确保让好处最大化，风险最小化。消费者运动和其他政治议题是息息相关的，与其将其视为一种运动（抵制某些产品或进行抗议），我们应该（1）尽可能以集体的形式参与该运动 （2）以补充，而不减弱为其他议题所做努力的情况下参与该运动。
作者认为，说在资本主义下没有道德消费是有误导性的。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消除消费带来的伤害，但这不代表道个人不应该选择伤害更小的消费，也不代表道德消费带来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我们应该将道德消费视为启发式、依语境而定的行为，是让世界更美好的行动中的一部分。
作者在最后提到了道德抵消（moral offsetting）也就是个人通过捐款（或购买碳补偿）等形式减少伤害。和上文一样，作者不认为做一种可以避免的错事完全可以被一种好事所抵消。「宁可不一致地做好事，也不要一致地去做坏事」（it is better to be inconsistently good than consistently bad）。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这两张主要介绍的是合法与非法粮食运动（food activism）。前者分为「议题选择」、「目的和手段」；后者分为「公民抗命」和「破坏财产、暴力和恐怖主义」两节。因为一些很明显的原因，我只在这里整理合法粮食运动和公民抗命。
合法粮食运动
议题选择：基于 Peter Singer 的论点，作者认为，我们在不用做出具有可比性的道德牺牲的情况下，人人都有道德责任去做更多的好事。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用作出巨大的牺牲，我们将自己的钱花在减轻他人伤害的议题上，是一种道德责任。
怎样选择我们该关心的议题？作者接着介绍了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选择议题的框架：规模、忽略度、可操作性。基于这个方法，有效利他主义者认为工业化畜牧业的福利问题是有高优先权的议题。但反对声会认为，许多议题无法在短期内量化，甚至无法用证据来衡量行动效果。作者认为，这不代表我们应该拒绝有效利他主义，而是尽可能将现状偏差（status quo bias）、可测量性偏差（measurability bias）以及其他偏差纳入我们的考量中。
作者还提到了多议题（multi-issue activism）与单一议题（single-issue activism）两个主义间的分歧。他们认为，压迫行为往往具有共同的属性：暴力、剥削、边缘化、缺少权力、文化帝国主义等等。行动者应该关注的，是如何与其他议题的行动者的合作，增加彼此之间的认识，用同样的耐心和同情心对待其他议题，并让更多的受压迫者发声。
目的和手段：对于行动的目的和原则，义务论者可能更倾向于废除主义（abolitionism），比如废除一切将动物商品化的行为；而功利主义者则更可能倾向于规范主义（regulationism），比如严格要求动物福利和环境影响的标准。作者认为两种目的是可以结合的：我们可以通过规范性的手段来实现废除的原则。总的来说，无论是废除主义还是规范主义，都应该把未来的食品系统想象成一个与如今大不相同的系统。同时，我们可以彻底改变某些方面：例如对动物的使用，但不去彻底改变另一些方面，例如对工业技术的使用。
对于达成目的的手段，作者提到了非理性与对抗性以及理性与和解性两种。同样，他们不给出直接的答案，而是认为这些手段可以互补。在一个将某种有害行为视为常态的社会环境中，即便是理性温和的行动也会被视为是不理性和激进的。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应该建立起合作联盟（尽管与他人可能有不同意的地方），忍受一些观点上的分歧：废除或是规范，但不忍受其他一些观点上的分歧：宽松的或是严格的规范。
非法粮食运动
公民抗命 这类行动考虑的问题与食品行业的高管所面对的相似：一个不合法的行为是否一定有违道德？根据正义观（justice view），考虑到这么做的影响和后果，我们有遵循法律的道德义务。根据交易观（transaction view）考虑到我们和国家和其他民众所做的一些「交易」，我们有遵循法律的道德义务。根据社群观（association view），考虑到我们与其他民众之间的关系和关怀，我们有遵循法律的道德义务。但即便我们全盘接受这三个观点，我们也可以认为：我们并不是每个人在每时每刻都有遵循所有法律的道德义务。
比如说，我们没有必要遵循明显不公正的法律，或者在法律不适用的情况遵循这些法律；我们也可能因为某些道德责任远大于遵循法律的道德责任，而不遵循法律（比如为了救人命而超速开车）。作者因此引出了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这一话题：通过有意识地违反某种法律，而展示改变该法律的必要性。许多人认为公民抗命的一大特征是它的「文明性」（civility），即违法为最后手段，公开地违法，且接受制裁。也有人持相反意见。作者认为，食物运动中的公民抗命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应该考虑其长处和限制：
公开援救 这在许多地区都违反了物权法。但是，行动者往往把破坏财产的行为降低至最小，比如只打开牢笼和枷锁。他们也会公开自己的身份和救援的原因。公开救援的动机不仅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营救小数量的动物，而是为了能长期提高公共对工业化畜牧业的警觉。行动者目前所遭受的困境是，如何既能保证公开性，同时又确保个体在今后的自由。
卧底调查 行动者的动机是：「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他们通过合法或非法潜入畜牧业设施，拍摄视频和照片并公布在网络上，来让消费者看清农业产业内到底在发生什么。作者认为，这种行为有多方面的道德风险也会造成伤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我们认为卧底调查是能引起社会改变的，这些伤害是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
中段干扰 这类行动多种多样，有些是在餐厅内和超市大声呼吁，有些是在即将被砍伐的树上静坐。这种行为的动机是让参与有害操作的人提高意识，并对其施加压力。这种行为当然也有许多风险和道德争议，作者认为，这时候我们需要考虑行动者所中断的行为是坏行为的目的本身，还是一种坏行为的「副作用」。
作者认为，基于不同的社会环境，行动者应该做好平衡：既足以干扰常态并唤起意识，又不至于对自己和他人和国家造成不必要的损害。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这些行为总会或多或少有不文明性，它们也无法始终做到契合实际。